國務院最近發出加強土地調控通知，進一步收緊土地“閘門”，這是實施“最嚴格的土地管理制度”的又一記重拳。但盡管中央土地調控措施三令五申，某些地方囤積土地之風依舊。業內人士指出，一些開發商與當地政府及官員形成了某種利益機制，這是土地案件頻發、查處阻力重重、調控效果受影響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
　　囤積土地出現“升級版”

　　“前年五部委來查過，村里撒了些毛豆種子應付，以后就一直撂荒。”上海市青浦區徐涇鎮一姓沈的村民很心疼，多好的水田！“有些擅自蓋了廠房；還空著的，寧讓拋荒，不讓耕種，理由是土地批租了。”他說，聽說國家又加強土地管理了，不知這回能不能保住他那一畝三分地。

　　和這位村民一樣“痛心”“無奈”的上海青浦區徐涇鎮二聯村村民，手里攥著厚厚一疊“土地批租”合同。村委會批租的土地總共不下200畝，一批就是50年。這還不包括拋荒“曬太陽”的300多畝耕地。

　　這就是所謂的“以租代征”――當前囤積土地的典型手法之一，即鄉鎮以低廉的補償為代價，比如給農民上小城鎮養老保險，收走農民的土地，歸鄉鎮開發區或開發公司支配。在“出租”的幌子下，鄉鎮規避了建設用地審查報批、農用地轉用審批和新增建設用地有償使用費的繳納，而農民并不知情。

　　國土資源部一項調查發現，某直轄市一個區違法用地數占新增建設用地數的79.3%，面積占70.3%，其中91.3%是耕地，全是從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手里租來，并未辦理農用地轉用手續。

　　隨著國家土地管理趨緊，一些地方囤積土地手法更加隱蔽，破壞性更強，比如“偷梁換柱”“化整為零”“擅改規劃”“假招拍掛”等，不一而足。

　　廣東惠州市惠陽區一塊52萬多平方米的土地就是這樣被圈占倒賣的。這塊土地原本屬于惠州市東華集團有限公司和當時的惠陽市(現已改為惠陽區)灝龍實業發展有限公司共有。兩家公司在拿到土地使用證十多天后，又成立了一家新公司，將土地使用證直接更名過戶到新公司名下。

　　然后，兩家公司從新公司撤股。“金蟬脫殼”中，土地換了東家，操作者成功地偷逃了巨額土地轉讓稅費。實名舉報此案的湖南省湘陰縣人民法院披露說，這是一起典型的偷梁換柱式圈地倒賣案，當地國土部門竟為其辦理土地變更登記，真是匪夷所思。迄今，這一地塊仍然閑置荒蕪，并未得到應有的追繳。

　　據分析，當前的囤積土地手法與過去明顯不同，違法者往往與地方政府、部門的某些官員暗中通氣，得其“特許”；有的甚至取得當地國土部門“手續”，打著“合法”幌子，在土地使用權證里面大做文章，人為地制造“土地迷局”，有很大的欺騙性。

　　是糾正土地違法，還是放任土地違法？

　　上海市青浦區徐涇鎮二聯村村民反映，一年前，中央就上海郊區土地亂開發、亂使用等問題曾派專人調查。這個村為了應付調查，在已被破壞并荒蕪的土地上，緊急撒上毛豆種子，以掩蓋拋荒土地的真相。鄉鎮農業公司還調來多輛挖掘機，重新開溝，筑起田埂，結果是馬馬虎虎地種了一熟。

　　因擔心外人看見大片良田荒毀，村里干脆在其四周筑起高高的圍墻；又擔心“此地無銀”，于是再度拆掉圍墻，這些土地拋荒至今。地方大搞形式主義，欺上瞞下，百姓看在眼里，痛在心里，只有無奈和氣憤。

　　業內人士說，這是一些地方政府、部門的官員應付中央土地調控措施的手法之一，名曰“貓鼠”游戲。另一種手法名曰“太極推手”。比如，在廣東惠州土地案中，有關部門大耍“推”“拖”動作：廣東省國土資源廳說，此案責任不在省局，應由惠州市國土部門負責。惠州市國土局在記者反復追問下，承認“有錯”，表示將予以處理。可一個月后，該局的回答是“最近工作繁忙”，主要領導人“很難聚在一起”，所以難以定論，需再作“研究”。

　　國土資源部執法監察局一位官員指出，土地違法屢禁不止，根源在于地方政府用地沖動。為了招商引資、出政績，一些地方政府領導背后默許甚至支持土地違法行為。他說，但凡性質嚴重的土地違法行為，幾乎都涉及地方政府相關領導。

　　中央土地調控政策明確態度堅決

　　一方面是“收緊地根”聲聲急，一方面是“囤積土地”花樣新。令人驚訝的是，在中央有關措施連續出臺的形勢下，土地違法沉疴依然難治甚至出現反彈。

　　近幾年來，中央為加強土地調控出臺多項措施，從叫停國有土地協議出讓到全國土地市場治理整頓，從嚴格控制土地供給到限期解決協議出讓土地“遺留問題”等。

　　特別是2004年，中央連續下發《關于深入開展土地市場治理整頓嚴格土地管理的緊急通知》和《關于深化改革嚴格土地管理的決定》，明確我國“實行最嚴格的土地管理制度”。

　　今年9月，國務院再次發布加強土地調控通知，問責地方政府，提高土地出讓價格，調整土地收益分配。然而在一些地方，中央有關土地調控政策措施并未收到預期效果；還有的地方，違法圈地出現了嚴重反彈。

　　據統計，2002年，全國查處土地違法案11萬多件，涉及土地面積2萬多公頃；2003年，兩項指標分別增至17.8萬件、5.59萬公頃。2005年，國土資源部對16個城市進行衛星遙感監測發現，違法用地數占新增建設用地的近60%，違法用地面積占新增用地面積的約50%，個別地方高達90%。

　　分析人士認為，地方國土管理機構同時是地方政府的行政管理部門，它的人事、財政關系都隸屬于地方，對于地方領導批條子往往無能為力。況且，土地出讓金收入是地方政府重要的稅收來源之一，有的城市甚至是主要的財政收入來源。這也是土地案件頻發、查處阻力重重、調控效果受影響的一個重要原因。

　　可見，“利益鏈”不破除，“土地迷局”難解。目前，我國已開始推行國家土地督察制度，并以此推動地方落實國家出臺的一系列土地調控措施。

　　最近，國土資源部發文要求，省級土地行政主管部門要直接立案查處重大土地違法案件，并從今年起，把辦案和案件查處率、結案率作為考核省級土地行政主管部門工作的重要指標。這些措施效果如何，還有待于時間的檢驗。